恢复高考的广播，如同在连队这锅将沸未沸的油里泼进一瓢冷水，瞬间炸开了锅，却也带来了短暂而诡异的滞涩。狂喜、茫然、恐慌、算计……种种情绪在最初的爆发后，迅速沉淀、分化，转化为更具体、也更残酷的现实问题。

最大的现实是：时间。

广播里明确提到了考试时间——就在一个多月后，十二月初。满打满算，不过四十来天。而对于连队绝大多数知青而言，中学知识早已荒废多年，手头几乎没有任何系统复习资料，甚至连考试的具体科目、范围、题型都一无所知。白天繁重的生产劳动雷打不动，晚上仅有的一点自由时间，在缺乏照明、寒冷、拥挤和心浮气躁的环境中，又能挤出多少效率？

焦虑如同瘟疫般蔓延。食堂里、田间地头、宿舍熄灯后，到处是压低的、焦急的议论和叹息。有人翻箱倒柜找出几本残破的旧课本，如获至宝；有人开始拼命给家里写信，恳求寄送任何可能的复习材料；更多人则是两眼一抹黑，在巨大的希望和更巨大的无力感之间反复煎熬，脾气变得暴躁易怒。

肖向东小组同样感受到了巨大的时间压力，但他们与其他人的恐慌截然不同。他们的焦虑，是箭在弦上、只待发射前的最后校准，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长达一年多的隐秘准备，高效、安全地转化为考场上的优势。

“第一个问题，”在广播后次日的“夜校”活动中（今晚来的人格外多，心思却明显不在农具上），肖向东以总结技术难题为名，低声对核心几人说道，“我们必须合法地‘制造’出更多的、不受干扰的复习时间。靠晚上这点零碎时间，远远不够。”

李卫国推了推眼镜：“连长虽然说了支持，但‘生产不能停’是铁律。直接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去复习，不可能。”

“所以，不能‘要’，要‘换’。”肖向东目光沉静，“用更高的生产效率，去换时间。”

他心中已有雏形。第二天上午，他主动找到连长。连长正为春耕备耕和知青们骤然涣散的人心焦头烂额，看到肖向东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：“啥事？要是复习的事，我可没辙，任务摆在这儿！”

“连长，我就是为任务来的。”肖向东语气平稳，“眼下春耕准备，最费时费力的几样，是不是就是种子精选、肥料运输调配、还有部分地块的排灌沟清理？”

“是啊，咋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