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顺率领的“秦地安抚特遣军”如同一股和煦却不容抗拒的春风，吹过了武关，进入了久经战火、民生疲惫的关中大地。这支军队的行动模式，与南方战场的铁血驱赶截然不同，却同样高效致命。

他们没有急于攻城略地，而是每到一处战略要冲或人口稠密之地，便扎下营盘，展示军威。锃亮的铠甲、森然的刀戟、整齐划一的军容，无声地宣告着大晟武力的强盛。但紧随其后的，不是战鼓与厮杀，而是文吏们洪亮的宣讲与雪片般飘散的安民告示。

“大晟皇帝陛下诏曰：秦地百姓，久罹战祸，朕心恻然！凡归附王化之州县，免赋税、徭役三年！官府开仓济贫，助尔等恢复生产！”

“陛下赐福！新粮‘番薯’，亩产十倍于麦粟，耐旱易活！ 今无偿分发薯种，派农师教导！此乃活命之粮，致富之根！”

“马铮悖逆，困兽荆襄，败亡在即！其旧部官吏，迷途知返，献城立功者，既往不咎，论功行赏！负隅顽抗者，天兵一至，齑粉不留！”

免税三年！亩产十倍的新粮种！对旧部的宽大政策！

这三条消息，如同三把钥匙，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秦地早已松动的人心枷锁。

首先动摇的是地方上的中小官吏和豪强。他们依附马铮，本就是为了保全身家利益。如今马铮主力深陷南方泥潭，音讯渐稀，生死难料，而眼前的大晟军不仅兵强马壮，更开出了如此优厚的条件——免税意味着他们可以暂时不用承担向新朝缴纳巨额钱粮的压力（甚至可能从中渔利），新粮种意味着未来的稳定收成，宽大政策则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政治前途。权衡之下，继续为那个可能已经回不来的秦王卖命，显得愚蠢至极。

于是，自武关以东，沿途城县，望风而降者络绎不绝。县令、县丞带着印绶册簿，出城十里相迎；地方豪强牵牛担酒，犒劳王师；守军士卒更是迫不及待地扔掉旧旗，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大晟旗帜。高顺严格约束部下，对归附者秋毫无犯，第一时间张贴告示，由随军文吏接管政务，清点府库，开仓发放部分陈粮赈济贫苦，并组织分发第一批番薯薯种，安排农师现场讲解。秩序迅速恢复，甚至比在马铮统治下更为高效安宁。

百姓的反应更是热烈。当亲眼看到军纪严明的大晟士兵，听到“免税三年”的宣告，尤其是领到那据说能亩产惊人的、沉甸甸的番薯块茎时，无数人热泪盈眶，跪地叩谢“皇恩浩荡”。长期以来的战争阴霾和沉重赋税，让他们对“安定”与“温饱”的渴望压倒了一切。大晟朝廷的形象，瞬间从“北方侵略者”转变为“带来活路与希望的王者之师”。

个别马铮留下的死忠将领试图据城顽抗，但在大晟军展示出的强大战力（往往一次标准的攻城演习或小规模突击就足以破城）和城内百姓、甚至部分守军“喜迎王师”的倒戈下，迅速土崩瓦解。高顺严格执行旨意，对顽抗者首领严惩不贷，悬首示众，但对协从者及百姓则极力安抚。恩威并施之下，秦地的归附进程势如破竹，几乎是以每日数县的速度向前推进。

与此同时，荆襄边缘，秦王马铮的中军大帐。

气氛已经不能用凝重来形容，而是充斥着一种濒临崩溃的绝望与死寂。